中英商业交往，早在鸦片战争200多年前就开始了。在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之前，就有英国人告过御状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即公元1959年。那年夏天，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，出现了一艘西洋船。一个化名“洪仁辉”的英国商人说有冤枉，要进京告御状。

原来，清朝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在广东，由政府指派的商行代理。这就是广东十三行。仗着垄断经营权，十三行的人经常货物以次充好，或低价收购洋人来华货物。外商来华之后，货物想上岸也要交纳各种礼金才得上岸。由于中国真正意义的关税制度，外商每条船缴纳的陋规项目多达68种。

十三行

不堪忍受的英国商人在“高人”的指点下，决定进京告御状。当洪仁辉到达天津时，为了引起当地官员重视，自称是英吉利四品官。当然，我天朝上国官员怎么会重视一个外夷四品官呢，不过对外夷的银子还是很重视。在敲诈了2500银元之后，天津知府答应代他上奏。

乾隆皇帝读到这道状纸大为恼火，在与洋夷的交往中，怎么能如此丢掉面子。于是皇帝下旨，让洪仁辉返回广州，听候钦差审理此事。

涉外事件，必须高度重视。乾隆指派他最信任的封疆大吏李侍尧审理此案。

李侍尧像

李侍尧是乾隆时期有名的“能员”，向以干练闻名。他到广州后很快就查清了事实。并很快做出了判决：

一、惩处腐败，将有关部门（有人敢动有关部门）官员革职查办。

二、免除部分陋规，将有些收入合法化。

三、同意英国人带来自己用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免税。

这几点都是英国人的要求。但接下来的判决就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了：

一、驳回英商提出的自由通商要求，告以中华体制，不可更改。

二、处理汉奸。在处理此案时，精明的乾隆提出一个问题：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活动，如今竟有洋人来天津告御状，一定是有外国人在给他们出主意，此事必须彻查。经过李侍尧的调查，与此案有关的主要是两人。代写状子的是四川人刘亚匾，出主意的是安徽人汪圣仪。于是乾隆下旨，将刘亚匾砍头，汪圣仪杖六十，流放一年，借此警告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。

三、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，在澳门圈禁三年，期满后驱逐出境。

乾隆画像

乾隆这种处理方式很典型。有关部门一直是这种思路：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，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予好脸色，以免助长歪风。所以带头上访的，不管有理无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

此事之后，地方政府对洋人约束更严，英国最终决定派出使团，欲以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。民间自由通商之路彻底堵死。